很久以前，我和娃有个关于分赃的约定，收到压岁钱按四六分成，我四他六。今年受疫情影响，少了拜年环节，这都过完年了，收成还不如往年的三成。
没辙，俩人大眼瞪小眼，一块穷着。
在穷苦中，想到了30年前的日子。
改革的春风吹过，各省经济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跑的或快或慢，但有个地方还是稳定的穷着，那就是中央。现在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但实际情况确实是穷的叮当响。
穷到什么程度呢，90年代初，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只能靠着借款，年年向各省财政借钱，就这样日子越过越惨，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的比重从48.6%降到31.6%。
到了1992年，新任财政部部长的刘仲藜在财政工作会议上说，李先念同志兼任财政部部长时，有上衣和长裤穿；王丙乾部长在任时还有衬衫，到我这儿只剩下背心裤衩了！
没有更惨只有最惨，当时参会的一名人员开玩笑说，“您可能连背心都没了，只剩下裤衩了”。
按照毛同志的说法，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手里没钱，就等于没权，要是再借钱，那就更怂了。
枪杆子里出政权，钱袋子里出尊严，靠爱是不能发电的。于是，1993年，经济搞得向来不错的朱同志，正式接收分税制改革，拉开了后几十年税收改革的大幕。
怎么改革的呢？以前是包税制。从1980年开始，中央和省对收入进行包干制分配，分灶吃饭、互不干涉。当时制定政策也是因地制宜，包干方式各有不同，比如广东就是简单粗暴，设定一个上缴的基数，再设定一个递增的速度，剩下的就自留。这样随着经济的发展，只要收入跑的比递增速度快，广东的钱袋子就会越来越鼓，事实也正是如此。
现在想要改成分税制。从最上方，邓同志和陈云同志同意适当集权，江同志也说，中央财政太困难，要改善这种情况。上层已经凝聚共识，于是，朱同志出马，大刀阔斧解决问题。
在朱同志的理想中，把占大头、容易收的税，比如消费税、关税，成为中央固定的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照纳税人的隶属关系划分，而增值税中央和地方进行分成，当然还是中央拿大头，75:25开。
俗话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所以，哪怕是主管全国经济的朱同志，也要跑断腿去谈生意。在之后的两个多月里，朱同志几乎跑遍了全国去进行友好协商，力争同志们的支持。为什么要朱同志亲自带队呢，因为光靠财政部，可能根本见不到地方一把手，就被“客气”的挡回去，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广东省一直在包干制下，过着舒坦的小日子，腰包也越来越鼓，所以反对的声音也是最大。本着抓主要矛盾的原则，朱同志的第一站便是广东省。
据后来两人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和项怀诚的回忆，亏的是朱同志的强硬，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迟迟不表态，广东省其他同志说一条，朱同志立即驳回去，几个回合，广东省各位大员发现，这问题，压根没得谈啊，于是，组织部长付瑞同志呛到“朱总理啊，你这样说我们就没法谈了，您是总理，我们没法说什么。”
要搁到现在，这帽子可太大了，但当时朱同志怎么说的呢，他说“没错，我就得这样”，第一句话就强势的不行，然后朱同志又软了几分“不然呢，你们谢非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他一说话，那刘仲藜他们说什么啊，他们有话说吗？就得我讲！”就这样，软硬结合，几个来回下来，谢非同志也服从了大局，在提出要求的前提下，同意了分税制改革。
多少年后，两位财政部大员对这个紧张生动场景记忆犹新。这唇枪舌战中，一方是为了中央大局而统筹协调，一方是为了民生百姓而据理力争，解决的方式，是面对面掰指头算账，柴米油盐醋。这场景，可谓是百年难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