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经济步入“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带来更多潜在风险。
- 美国财政、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引发全球担忧。
- 中国经济转型坚决态度传递积极信号，仍面临挑战和风险。
“我们正进入一个更加多极的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IMF和世行2013年秋季年会上说这番话时，世界经济相比6个月前春季年会时期，又出现了不小的新变化：发达经济体开始重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新兴经济体过去10多年的高速增长行将终结，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变得更为微妙：美国开始考虑何时退出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超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对全球市场可能带来的冲击已经在一轮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和经济增速放缓中得到了印证，而尚未解决的美国政府债务上限问题，则让其遍布全球的债主们坐立不安。
新兴经济体内部正在进行中的结构性改革，同样令发达经济体的忧心忡忡：仍处于脆弱经济复苏中的发达经济体，想借力新兴经济体高速经济增长的愿望可能要落空。
对于中国，IMF的论调总体仍趋于乐观，中国正在坚持的经济结构性改革被其视为积极信号，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全球头号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的明显放缓。但正如IMF亚太经济研究部主任辛格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寻求再平衡不仅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于世界经济也十分有利。
世界经济呈“多极格局”一体化带来更多风险
在此次IMF和世行秋季年会上，IMF对于全球经济的总体判断相较半年前的春季年会上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是对于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总体下调，其次是明确提出全球经济增长拉动的重心已经从新兴经济体转移到发达经济体这样的论调，第三是进一步指出目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
IMF预期今年的全球增长为3%，明年进一步上升为3.5%，这一预期较春季年会期间有所下调，当时的预测分别为3.3%和3.8%。而这一预期的下调，IMF认为，主要是由于新兴经济体在过去1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不复存在。
最近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一方面由于外需不足，过去10多年依赖外向型经济拉动增长的模式似乎走到了尽头，而同时新兴经济体内部需求不足，导致经济结构型问题尤为突出，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后实施的超常规货币刺激政策行将退出，导致国际热钱短期内大量撤出，给新兴经济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冲击。
“对于新兴市场的顾虑是，我们认为这些国家需要能够很好地掌控短期的金融动荡，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将会带来市场的动荡。并且新兴市场需要在中期去除经济的结构性障碍，对于不同国家来说有着不同的要求。”IMF总裁拉加德在年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而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由新兴经济体转移到发达经济体的判断，IMF在此次年会期间首次明确提出。
“增长的动力，我们在一些讨论上已经反复提到，正在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移。”IMF西半球经济研究部主任亚历山德罗维尔纳（AlejandroWerner）说。
对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预测，IMF维持了与其在7月份发布的报告的预测结果一致：今年增速为1.2%，明年为2%。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0.1和0.2个百分点至1.6%和2.6%，主要考虑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和目前美国面临的财政问题可能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冲击。
而对于欧元区经济，IMF则给出了更为乐观的判断。IMF将今年对欧洲地区经济增长的预期由此前的-0.5%，缩减为-0.4%，并认为欧洲地区经济明年将出现金融危机后首次全年正增长，增幅达到1%。德国、法国、英国等依然引领整个欧洲地区经济的复苏，其中德国经济增长明年将达到1.4%、法国1%，而英国更是达到1.9%。
尽管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目前由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移，但IMF认为，从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仍将进一步提升。
“仅仅在下一个十年，我们就能看到，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的比重将增加到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随着这些国家中产阶级的进一步扩大，各国之间的人均收入将趋于收敛。”拉加德说。
“从现在起到未来的2、30年，经济势力将更少地集中于发达经济体，而是更广泛地分散于全球各个地区。”拉加德指出。
尽管全球经济总体向好的态势依然不变，但其中蕴含的风险不容忽视，IMF指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深入的背景下，全球经济中任何地区的经济动荡都可能引发全球的联动效应，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发达经济体考虑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敏感时期，这两者互相之间的影响需密切关注，并及时采取措施。
“现如今，世界经济不再是简单的相互关联，而是‘超级联通’。”拉加德这样来形容全球经济的关系，“这将进一步推动金融一体化的加速前进，而对于一体化的总体规模，我们至今尚不完全清楚。”
美国财政、货币政策引发全球担忧
此次年会期间，美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是热议的话题之一。在9月份出人意料地宣布维持现有宽松货币政策不变后，美联储何时开始削减目前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措施的规模，成为了年底之前全球经济最大的悬念之一，而联储内部“鸽派”人物代表、现任美联储副主席的耶伦刚刚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为美联储新一任主席，则引起了美联储延续宽松货币政策可能更久的更多猜想。
IMF的立场似乎也更倾向于“鸽派”，拉加德在耶伦获得提名后的第一时间便对这一结果表示“欢迎”，并指出耶伦是这一重要职位的“绝佳”人选。在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发布会上，IMF货币和资本市场部主任何塞维纳尔斯（JoséVials）表示，为实现向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平稳过渡，美联储需要制定明确和时机恰当的沟通策略，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利率波动。
在该份报告中，IMF指出，如果美联储购债计划最初的缩减规模大于市场预期，短期利率可能上升100个基点。报告称，随着利率冲击在全球蔓延，全球债券资产价值总体上可能出现5.6%的损失，相当于2.3万亿美元。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其他的潜在损失，例如股票、房地产和外汇市场方面的损失。
IMF认为，美联储至少应该等到明年初再开始缩减购债规模。IMF此前一直对美联储的退出策略及其与市场的沟通持批评态度。
令美联储政策不确定性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目前面临债务危机，国会如果在本月17日之前达成提高债务上限的协议，届时美国政府将出现史上从未发生的政府债务违约，而美国政府债务违约，对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来说，无疑使一次重大打击，“股神”巴菲特不久前曾形容美国国会拿债务上限谈判来当政治筹码就像核武器一样危险。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年会期间发表讲话称，美国今年削减政府财政赤字的任务正处在积极的轨道上，有望实现将财政赤字由2009年的9%削减一半的目标。
“在过去三年中，我们的政府赤字水平下降的速度是二战以来最快的。”卢在讲话中强调。
尽管如此，美国的财政状况依然令人担忧，持续膨胀的政府债务，令目前的债务上限水平无法满足。由于两党此前未能就临时拨款预案达成协议，美国政府被迫关门已经一周有余。
“如果美国政府关门持续超过两周，美国今年将损失0.25%的GDP增长”IMF副总裁朱民表示，“美国全年GDP增长才1.75%，损失0.25%之后只剩1.5%，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IMF对美国政府债务上限问题提出明确主张，认为美国应及时提高债务上限，以避免给仍然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市场带来“剧烈冲击”。
中国经济转型将面临挑战
IMF对于中国经济的总体判断依然与上一次春季年会相似，但将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调，预计今年全年增速为7.5%，去年则进一步减速至7.25%。IMF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任务十分艰巨，而这一过程中，经济增长放缓则是无法避免的。
IMF亚太经济研究部主任阿诺普辛格（AnoopSingh）表示，“中国的政策决策者并未采取进一步的刺激手段，这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转型的决心。”
“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新的平衡，从过度依赖投资向由消费拉动过渡，这不仅对中国有利，对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将提供帮助。”辛格说，“结构性政策将使中国经济平稳迈入低速增长的轨道中。”
但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则让众多企业陷入困境。IMF指出，经济增长放缓令中国企业困难重重，许多行业出现了外部需求减弱，同时伴随着产能的过剩的现象，直接导致了公司利润的下滑。这一趋势，同时伴随着公司杠杆水平的上升，在过去今年尤为明显，这进一步解释了为何中国企业普遍出现利息覆盖率偏低的现象。
“公司财务上持续遭受的压力无疑将令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堪忧，给呆坏账带来进一步风险。”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门副主任马修琼斯（MatthewJones）说。
而伴随着经济放缓，是影子银行的迅猛发展。在IMF秋季年会期间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IMF指出，对于中国来说，管控金融系统风险既重要又富有挑战性。广义的信贷增长需要将金融稳定风险和中国经济再平衡等因素考虑在内。对于影子银行行为的谨慎的监管非常重要。
而对于外界所普遍担心的中国“影子银行”可能蕴藏的风险，IMF总体认为风险可控，但需密切关注。
“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在过去几年出现了迅猛发展。”维纳尔斯说，“这其中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
维纳尔斯指出，好的方面是，这体现出中国金融业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除了银行信贷这一源头之外，信贷还出现了非银行的源头。
“目前为止，这一势头是受到欢迎的。”维纳尔斯说，“因为这暗示了市场化行为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与此同时，还应密切关注影子银行由此带来的风险。维纳尔斯指出，影子银行相对于银行业来说，缺乏监管甚至没有任何监管，因此极易出现过度信贷的现象。
“中国监管当局应持续加强对影子银行行为的监控，以此随时监测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维纳尔斯说。
而对于美联储在未来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主任皮特戴特思（PeterDattels）认为，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将带来严峻的挑战。
“因为对此我们都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包括资产购买的速率和规模如何影响长期利率水平以及如何影响投资行为等。”戴特思说。
戴特思认为，要衡量QE削减对于新兴市场的冲击，还应具体看这些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是否足够稳固，包括宏观经济层面、金融部门层面等。
“每个国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不用，重要的是有能够随时应用的合适的政策。”琼斯说，“如果一国有灵活的外汇政策及国内金融市场政策，那么受到的外部冲击将会平缓很多。”（腾讯财经纪振宇发自北京）